与爱最远的距离　寻求对精神病患最好的照护

第一次在门诊见到她的时候，不自觉地被那满头银白色的头髮吸引，白得超均匀、超彻底，连一根黑头髮都看不到，带着银色的光芒看起来很慈祥，她应该有70岁了，病人则是她家中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的儿子，生病已经20年多了。

十几年来，这位病人一直规律地在医院拿药，药物也好几年没有任何变动。那一天看诊的病人很多，我只问了一下病人现在的情况，她回答：「还好啦！状况满稳定的，就是我每个月替他来拿一次药。」

后来，她固定到我的门诊拿药，她的话很少，即使在病人比较少的时候，也不会多讲一些她儿子的状况，也不曾问我任何问题。

对于已经罹患思觉失调症许多年的病人，我还是会很积极地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，只要门诊有一点空，我都会尽量去了解病人的情形，看在药物上还有什幺可以调整、能不能请社工师提供什幺帮助。可是每次看到她脸上那一丝悲苦的神情，不知道为什幺，我就是开不了口去问她儿子的状况。

我在那家医院工作2年多来，每次的预约她都会準时出现，默默地等我开药、打字，低声地说谢谢，再默默地转身离开，那个佝偻的背影至今依然能清晰地浮现在我脑中，还有从门后闪过的那一抹银白色亮光。但是她的儿子从来不曾出现，这很常发生在缺乏病识感的病人身上，如同「我们与恶的距离」剧中生病导演的情况。

还有一个多月，我就要离开这家医院，得跟她说明我的情形，做好告别的準备，我终于开口问：「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，你儿子会帮你庆祝吗？」

「他没有跟我住在一起，所以不会帮我过母亲节。」

我有点讶异，因为一直以来总认为她的儿子是住在家里，但是很不愿意出门。

「那幺他住在哪里呢？」

「喔，他已经住在花莲的一间慢性疗养院很久一段时间了。」

「那他的病情稳定吗？有试着出院回家看看吗？才40多岁，或许还能找到一份简单的工作。」他吃的药剂量满轻的，病情应该不会太差才对。

「他前一阵子回来过一次，在这之前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了，他已经不习惯待在台北，在这里他没有朋友，以前的同学早已不连络，没几天就吵着要回去疗养院当小队长，因为他的状况很好，能带领其他病友一起种种花、做做工。」

我去过她所说的疗养院，座落在花东纵谷底端，佔地很广，一栋栋平房宽鬆散布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屋顶是亮亮的红砖瓦、墙是白色的，还有许多青翠的树木，远望则是连绵的花东山脉和蓝天白云，生活应该会比待在台北这个忙碌纷扰的水泥丛林里惬意很多。对我这样的都市人来说，除了阳光似乎太亮了些，几乎就像一处桃花源。

「那样很好啊！他有很多朋友，活得有成就感，日子过得快乐，你应该替他高兴才对。」

「嗯，我也知道，只是…」她轻轻叹一口气，低下了头。

「那边的医师应该会直接开药给他吃，这些药那边也都有啊！不然你是每个月都寄药过去给他吗？」

「我特别跟医师拜託，他们也同意这样做，毕竟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为他做的。」她的眼眶泛着泪光，沉默持续了好一阵子，我好像在心里听到很大声的叹息。

不知道为什幺，一阵悲伤的感觉涌上来，我的眼睛很快就湿了，泪水快要掉下来，可是总不能当着她的面掉眼泪吧？有这幺多愁善感的医师吗？

看着她很努力控制眼泪不要掉下来(我也很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)，原本想多说些话，看能不能让她好好哭一下，不要总是压抑在心里；随即又想到，哭出来除了让她宣洩情绪之外，能让她坚强吗？回去之后有人能安慰她吗？

有些人在生命中会遇到一些伤心难过却只能无语问天的事，像是失去自己的小孩。韩国有句谚语：「父母过世了，儿女把他们葬在土里；小孩死了，父母却把他们葬在心里。」这位哀戚的母亲绝大部分的日子里，虽然想着、盼着，却只能把远在花东纵谷生病的小孩悬在心里。

她很心疼，也割捨不下，只能藉着每个月替他拿药、寄药，稍稍弥补内心想要去爱小孩的渴望。

就这样，过了十几年吧？不知道何时开始，这个遗憾竟然变得无比沉重，逼着她在心房的角落小心翼翼地砌了一道墙，不想让人窥视、不想被人跨越。

而我为了想要做一个尽责的医师，违反她的意志，特意停留在墙上观望，也看到了被隐藏的不捨与哀伤。

在目前药物进步很多的情况下，思觉失调症患者需要住到慢性疗养院的情况越来越少。不过，即使药物进步，依然需要医疗人员努力解释，跟病人建立良好关係，治疗才会顺利，病人也能规律接受治疗。